不同的文化不應比較高低，

尤其是以歷史的長短當標準；

不同的文化之間的關係只有彼此欣賞，相互學習……

路寒袖：我雖非出生於大甲，但那裡卻是我生命記憶的起點。

大甲位於台中都會的西北隅，地處偏遠，但它並未因此而被邊緣化，知名的藺草手工藝品蓆、帽的重要加工與展銷地就在這裡，在七、八○年代，大甲也曾是東南亞製造塑膠皮箱工廠的最大聚集區，不過大甲最有名的還是媽祖。

大甲緊臨大安港海域，東北季風特強，整個冬天猶如沍寒型的颱風季，到了翌年農曆三月，氣候早已春暖，人心也跟著熱呼騷動，家家戶戶摩拳擦掌的準備著大甲媽即將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，以及祂的聖誕慶典。

在我童年時，大甲媽祖廟鎮瀾宮的廟埕平時是搭棚隔間的數十個攤商，麵店、剉冰、布行、漫畫出租店……一幅小鎮繁榮景象，但到了農曆三月，他們就得休業，空出廣場以便舉辦一連串的廟會活動，最令我期待是幾乎連演一個月的戲，這野台戲可不只請一棚，而是三棚不同戲種同場較勁，分別是歌仔戲、布袋戲與高甲戲，前兩者每天都爆場，差別在女人看的與男人看的而已，然高甲戲由於一般民眾陌生少見，台下幾可羅雀。

我則是布袋戲台下的忠實小觀眾，開演前就卡位前排，散場了還流連忘返，每晚回家叫門，總被阿媽罵是「攑戲板的」。

我的童年是布袋戲的舞台，熱鬧的搬演著《大俠一江山》、《六合三俠傳》、《五爪金鷹喘氣破功俠》、《南俠翻山虎》、《大俠百草翁》、《風速四十米》、《玉筆鈴聲世外衣》……等，戲團之間競爭激烈，有的藝師甚至突發奇想，把別人戲齣裡的大咖都軋進自己的戲裡，活像布袋戲版的《復仇者聯盟》。在那些天馬行空的劇情，神奇超凡的武功招式裡，我才發現我的母語──台語除了溝通或罵人之外，搭配著戲台上的腳本，竟能穿梭於現實與超現實之間自在的翻騰飛揚，儒雅、俚俗、喜樂、哀怨、戲謔，各種聲情活靈活現，簡直就是語言世界裡的阿凡達。

我家隔壁是一家典型的傳統雜貨店，名為「漢洲商店」，不僅柴米油鹽醬醋茶一應俱全，甚至連麵包、水果都販售。漢洲商店盡責的扮演著鄰里街坊間的傳播站，每天晨起，老闆漢洲搬開一扇扇木門後，店裡那部全街唯一的電唱收音機隨之也叫醒了整條街。老闆總鎖定三位名嘴的廣播節目，一是吳影，專講愛情家庭倫理劇，浪漫淒美。一是張宗榮，擅長武俠劇，義行江湖，風流帥氣。另外，就是義俠廖添丁的代言人吳樂天，抗日行俠，草莽詼諧。其間的空檔則台語流行歌曲、歌仔戲、布袋戲等節目隨興調頻。倒是偶爾也聽唱片，有趣的是這些唱片不是什麼歌星專輯、古典樂之類，而是庶民滾瓜爛熟的《秦世美反奸》、《周成過台灣》、《白賊七仔》、《邱仔罔舍》……等劇目。

漢洲商店彷彿是我的母語教練場，每天課程盡是名師開講，文藝武俠、俚俗嗆辣，各大門派薈精萃華；而每年農曆三月的媽祖廟前廣場，一齣齣的金光布袋戲無不刀光劍影、炮聲連台，簡直就是台語的年度大考。

當電視機成了戶戶買得起的家電後，漢洲商店那台收音電唱機就退位了。不過我的台語課並未因此而中斷，我的新任務是每天的中午與傍晚陪阿媽看電視歌仔戲，阿媽的偶像一大群，最早最迷的當然是楊麗花，然後是許秀年、王金櫻、葉青、柳青、林美照……因為是歌仔戲，所以清一色的女藝人，俊俏、苦情、甜美皆而有之，她們的戲談吐端莊，用字優雅，比起金光布袋戲含蓄斯文多了。

我倒是在歌仔戲裡，發現一個令人好奇的角色，叫「郡主」，戲裡皇親國戚、聰明伶俐、善解人意的那個人不都是叫「公主」嗎，「郡主」是何許人也？一直到後來我念了中文系，教我聲韻學的林炯陽老師主動在課堂上談到台語的特色，其中一個重點是台語理論上有八個聲調，但實際是七個，所謂的「八聲七調」，它的經典範例是：君、滾、棍、骨、裙、滾、郡、滑。從第一聲到第八聲，我總算找到了「郡」這個字安身立命最好的位置，那就是台語的第七聲。

林老師也提到，在漢語的世界裡，台語是資深而文雅的語言，它保存了諸多的中原古音，絕非長期被抹黑、扭曲的那種低俗語言，證據何在？老師說，古無輕唇音、古無舌上音。這兩項是台語的DNA、漢語的原型，是長期被取笑為「台灣國語」的主因，原來「說不標準」的，才是始祖！

雖然小學時，曾經歷壓抑母語的「國語運動」，當時只要在校園內說「方言」不是被罰錢，就是被迫掛「我要說國語」或「我說方言」的侮辱紙牌，所幸在我們大甲鄉下，老師只在上課說國語，敷衍一下官方的政策，私下也是滿口台語，因此我童年的母語生命得以正常茁壯。到了高中，讀的是以學風自由聞名的台中一中，同學來自各地，大家更是想講什麼話就講什麼，沒人會以異樣眼光看你、限制你。

在大學之前，不畏懼、不自卑的說母語是來自血緣情感的坦然與信心，但在上了林炯陽老師的聲韻學後，則是在學術上得到論述的理直與氣壯。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，而我的文化觀是：不同的文化不應比較高低，尤其是以歷史的長短當標準；不同的文化之間的關係只有彼此欣賞，相互學習。

向陽：我與你一樣，都生長於中部的鄉下，但比起大甲，我出生的地方更加偏遠，在台灣唯一看不到海的南投縣，且位處縣內偏僻山區的鹿谷鄉。這裡如今已是假日車水馬龍之處，溪頭、杉林溪、鳳凰谷，都是假日遊客喜愛登臨的景點；這裡最知名的名產是凍頂烏龍茶，沿路盡是茶園、茶行、茶莊，還有通往溪頭路旁迎風向遊客招手的竹林、杉林……儼然優詩美地。

但，在我出生的1950年代，鹿谷鄉還是典型而閉鎖的農村，以農作和伐木為主要產業，居民多數以種田維生，日出作、日沒息，入夜後少見燈火，但有滿天星子燦熠，直如世外桃源。我的父親出生於凍頂林家，世代務農，以種茶營生，但他因年輕時多病，無法下田，回復健康後，就到位於凍頂山下的車輄寮，在他叔父家中幫傭，直到成家立業。我殘存的記憶大約從家裡於1961年開設「凍頂茶行」開始，這間一開始只賣凍頂茶，後來兼賣書籍、文具的小店，影響了我的一生，是我後來走向文學之路的發源處。

上小學之後，父親與友人合創木材行，茶行由母親經營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茶葉採收季，住在凍頂的阿伯、阿叔、阿姆、阿嬸，就會擔著一籮一籮茶葉來到店裡，母親檢視茶葉、試茶泡茶，與他們聊天的景象：店裡茶香瀰漫，杯中澄黃的茶湯，還有母親和親戚談話的腔調，都在我的記憶中留存至今。

我的母親是集集人，出生於日治時期，受過高等學校教育，說話輕聲細語，很受鄰里敬重。從她的舌尖，流淌而出的美麗的語言，就是我從小耳濡目染的母語，是我與生俱來的第一語言，後來也成為我寫作台語詩的鮮明印記。這語言還揉合了母親試茶時的茶香，伴隨我難忘的童年記憶。

我的另一個和母語有關的記憶，就是和你一樣的廟會記憶。相較於大甲媽祖廟鎮瀾宮的香火鼎盛，車輄寮的廟會展現的是另一種農村模式。村莊裡沒有大廟，主要的是做醮，以及做戲，我印象中最鮮明的是在村子裡的「公厝」演出的布袋戲，每逢做戲日，村中老少大小都會帶著板凳來到公厝的大埕，欣賞布袋戲團的精采演出，你和我是同一個世代，你提到的《大俠一江山》、《六合三俠傳》這些戲碼，我也都還有印象。小學的我未必看得懂這些戲的內容，卻聽得懂布袋戲偶帶有戲劇性腔調的語言，而且相當喜愛，聽久了也會模仿這種布袋戲腔。並且，在我大三（1976年）開始台語詩的創作時成了我的詩篇之一，題目就叫〈做布袋戲的姊夫〉，我將童年時的「公厝」看戲的經驗寫入我的台語詩作，也以布袋戲的腔調四處朗讀，童年亦因此活現而出。

歌仔戲也是我喜歡的戲，1960年代的山村車輄寮還有一家戲院「廣興戲院」，主要演電影，偶或有歌仔戲團公演，記憶中我曾跟堂姊到戲院看戲，與布袋戲腔不同，歌仔戲以歌唱為主，多為讀冊音（文言音），小學生的我多半聽不懂，但對於台語在戲曲中展延出來的獨特唱腔則至今仍喜愛不置。

也跟你一樣，我從收音機聆聽並學習台語的廣播劇腔。小時我父母就為家中添購了留聲機和收音機、電視機，我因此可以不假外求，在家聽唱片、聽廣播。你提到的廣播劇，如吳影、張宗榮，以及後出的吳樂天，他們的廣播劇和腔調也都是耳熟能詳的聲音，大約從國小到大學這段學習的生涯中，他們用台語講述故事、演繹敘事節目，等如我在家庭教育之外的母語社會學堂，我揣摩他們講述故事的技巧、跟隨他們的台語發聲，也模仿他們的敘事口吻，不亦樂乎。而這，後來也都成為我習作台語詩時的養料。

與你的母語經驗較不同的是，由於地處偏鄉，娛樂不多，小時候的玩伴大抵就是鄰居的童伴，我有時會招集弟、妹和這些同伴來我家，演布袋戲給他們看；或者就用店裡的紙箱挖空一側，使其形如電視機，坐於箱中播報新聞或講故事，模仿廣播劇、電視新聞或連續劇，娛樂和我年齡相差不多的「鄉民」；由於家中訂有《國語日報》，學習作文之外，我也模仿廣播電台新聞播報員的口吻，嘗試用台語來播報中文寫出的新聞，這個經驗一直到今天都讓我受益無窮。

十八歲以後，我離開故鄉，北上就讀文化學院東語系日文組（今文化大學日文系），與北部、南部的同學相較，我的台語帶有濃厚的南投腔調，偏漳州音，尾聲清揚，我開始從不同的同學口中聽到台語的鹿港腔、宜蘭腔、屏東腔……等不同的語調和發音，這使我對台語的聲腔產生了很大的興趣，而研習日文的過程中，又發現日文漢字讀音與台語發音的相近，於是開始了一個階段的台語白話音和讀冊音的比較學習。不過，這個比較後來並未繼續進行。

大三這年，我被選為華岡詩社社長，這使我開始嚴肅思考過去散漫創作、零星發表的現代詩書寫問題：我要寫什麼？什麼題材才能建立我與其他詩人不同的特色？我可以用什麼語言或技巧來寫出與他人不同的風格？那是現代主義詩作風行的年代，是超現實主義詩風盛行而讓寫實主義盡披靡的年代，我反省自己有何本錢，足以和主流詩風有所差異？我的母語，來自母親舌尖的語言，應該是我可以嘗試的一條道路，於是開始了台語詩的嘗試。

那年我二十歲，終於從母親的舌尖找到在詩壇發聲的腔調。

路寒袖：我讀到你的〈做布袋戲的姊夫〉時，就覺得你一定是布袋戲同好，否則寫不出那樣傳神的作品。只是好奇你們內山跟我們海口演的布袋戲齣不知相同否，幾十年來無數次的相聚，卻從未問起，哈，沒想到你也看過《大俠一江山》、《六合三俠傳》。其實，我在布袋戲裡不僅領受到台語超凡的延展性與扭力，充滿奇幻、超現實的武功招式更是開啟了我的想像異次元，這些給我後來的詩創作蓄積了取用不竭的能量。

不過我的台語書寫比你晚多了，主要是當時用字尚未統一，雖學界、民間、創作人投入台語研究者眾，然各據山頭，莫衷一是，這讓我躊躇了近十年，直到九○年代初，台語界共識漸成，加上早已從事台語創作的好友林沈默與主持台灣語言音標（TLPA）計畫的洪惟仁教授當了我的用字顧問，又恰巧陳明章邀約，我才在1991年寫了第一首台語詩〈春雨〉，這首詩後來就由他譜曲，成了潘麗麗首張專輯的標題歌。

向陽：雖然出發有先後，但你在台語歌詩的成就還是高我甚多。我從20歲開始寫，30歲（1985年）時，由《自立晚報》出版了我的台語詩集《土地的歌》，但當年的環境不容許，只能名為「方言詩集」。在沒有像今天這樣多的辭典之下，趙天儀教授寄給我連橫的《台灣語典》成為我用字的參考，外加我從古籍中囫圇吞棗的揣測用字，參考瑞成書局、竹林書局出版的歌仔冊，以及李獻璋編的《台灣民間文學集》、吳瀛濤編的《台灣諺語》，還有流行歌本來選字，艱辛之極，部分用語如「阿爹」採用歌仔戲，部分用語則只能採取訓用字。青瞑毌驚牛（初生之犢不畏虎），才敢放手去寫，就這樣寫成了一本詩集。但這本《土地的歌》讀者並不多，反倒以這些台語詩譜成的歌讓我得到安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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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博士，曾任自立報系總編輯、總主筆，現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名譽教授，著有詩集《亂》、《四季》、《向陽詩選》、《向陽台語詩選》等多種。

台中大甲人，長期從事報章雜誌、書籍編輯工作，曾任高雄與台中兩市的文化局長。覺得作家最好與最差的工作就是「專事寫作」，而現在自己就幹這事。著有詩集《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》等二十餘部，最近剛出版台語詩集《有夢最美》。